近年来，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诸环节全过程，数字技术、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极大激发了农村的创新活力。深入分析研究其成效及关键问题，对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总体成效明显
近年来，数字乡村建设日益受到重视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—2022年）》提出“实施数字乡村战略”，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》，2021年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”写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，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“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”。有关部门也联合出台了发展规划和工作要点。
从实践情况看，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较快、成效显著。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，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实现“村村通宽带”，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.84亿，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不断缩小。乡村数字经济加速发展，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.05万亿元，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221亿元。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，信息惠民服务持续深化。尤其需要看到，数字技术、数字经济在广大农村地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、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实现两方面突破
通过推进数字乡村建设，在生产流通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两个方面，实现了较为明显的突破。
在生产流通智能化方面，具有很多应用场景。如，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定向育种，提升育种效率；把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技术综合应用于种植业，实现对作物生长的智能化干预；利用可穿戴设备、植入芯片等设施，在畜牧业中实现动态配方饲料、精准个体饲喂、远程疫病诊疗、产品质量追溯；运用无人机、农机辅助驾驶、农业机器人等技术，实现对农业机械化的智能化升级；提前预警防控雨雪冰冻灾害，甚至做到智慧化人工“呼风唤雨”；对农产品需求进行分析、定位，定制化进行产品生产和销售；使用虚拟现实技术，在“云”上体验农产品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；通过数字技术来匹配金融、保险、信贷需求，进行金融风险控制和保险勘察定损；用数字化技术事前预测政策效果，事后监测政策执行和评估；等等。
在经营管理网络化方面，可在多处降低成本。如，不同区域的经营主体、不同类型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高效对接商品和服务供求；乡村外出务工人员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就业要求和信息，提高就业质量；乡村的经营信息通过互联网可实现高效传播；数字化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和其他乡村产品生产的标准化，从而降低单位成本；乡村商品交易、金融保险服务、教育、医疗健康等可以通过网络实现；运用数据这种新型生产要素，可进一步生成关于农业生产、农村生态、城乡商品市场的“算法”，有助于经营主体把握市场规律；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、信贷风险控制等信息的低成本精准化追溯；等等。而且，经营网络化让复杂的农业产业链条、乡村治理链条等各环节主体更容易核实信息，有助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。
做好战略衔接
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在与乡村振兴战略充分互融互促的同时，还要强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科教兴国战略、人才强国战略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相衔接。尤其是紧抓“新基建”机遇，聚焦农村网络通信、“东数西算”工程、人工智能平台等统筹推进并适当超前布局。
乡村产业具有受自然影响大、周期长、主体分散等特点，如何结合这些特点促进乡村产业数字化、数字产业化，已成为重要课题。这就需要根据乡村产业实际，促进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升级，培育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，让数据赋能乡村产业发展，打通全产业链条，让数字乡村建设更好服务城乡经济循环。
目前，一些农村居民分析、运用、反馈数字化信息的能力仍然有待提高，这就需要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，提升农民的“信息商”“数字商”“数据商”。
处理好几对关系
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。
一是处理好数字技术和人工成本替代的关系。数字技术需要大量资本投入。通常，数字智能设备投入和维修成本较高，但数字乡村在前期基础设施、物质装备、算法研发等方面完成巨大投入后，后期的边际成本会变得非常小。这就要把握好数字技术和人工成本替代节点，适时、按规模投入引进发展数字技术。
二是处理好小农户与大产业的关系。在乡村产业数字化、数字产业化的过程中，需要建立包容小农户的机制。目前，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条件各异，用户对数字技术掌握基础水平不同。一般来说，规模经营主体、大农户等更容易推广应用数字技术，这就会带来数据要素分配上的差异。因此，要建立相应的机制，让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收益能够为各主体充分分享。
三是处理好规范和发展的关系。既要支持数字乡村建设健康发展、充分培育数字经济优势，又要建立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化监管体系，充分释放数字化新动能。
此外还应注意的是，农村地域广大，需要通过平台整合数字技术和业态，克服应用场景带来的“碎片化难题”，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。
